上周二看到《新民晚报》〈上海闲话·沪语论坛〉栏目有一篇题为“上海话文字写法要勿要确定标准个写法”的文章，标题有点别扭，读不顺当，再一看，作者是钱乃荣，即那位参与编著了《上海话大词典》的上海方言专家，那就读下去吧。没想到，读来读去，竟就是那么别扭，就是读不顺当，刚读了半句普通话文字，突然出现个普通话里没有的上海话词语，刚想用上海话思考，又冒出了上海话里根本不用的普通话的词句。上海话本是以口语性为其最根本特点的，怎么一写成文字就这么别扭？就不像上海话了？
请看这几句：“上海话个绝大多数词语侪早已经有正确个写法”，“搿点词语可见个资料从明末已经开始约定俗成”，“而辣辣南方话（包括闽语、粤语等）中还保存使用”……整个的疙里疙瘩，文字、语法和语句意思都存在问题。
说真的，看钱先生文章，倒让人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里弄向阳院组织说不来普通话的阿姨大伯们读报之场景，一个个硬是用上海话朗读了以普通话写下的文字。我现在觉得，那个年代其实就是上海话从普通话里大规模借用书面文字最盛的时期，也是上海话血脉开始明显不再纯正的时期。
本文就钱先生文章中涉及的上海话书面文字问题谈一点我见。
钱先生在这篇短短文章里，多次用到了这几个字：个、搿、辣辣。试来评说一下。
我以为，上海话里的“的”和“地”之意，用“个”字表示并不合适，尽管钱先生说这个字的用法已得到语言学界公认，我依然觉得，相比较而言还是“格”字更好些。“格”经常和别的字组成词，其单个字的含意不多也不强，让它跟在名词后面，一看就明白它的附属性，如“侬格衬衫”，“屋里厢格冰箱”等。而“个”作为量词，特定含意太突出太强势，跟在名词后面很容易把句子意思搞混，比如该文中有“有个字虽然有正确个写法”一句，句中的两个“个”显然他都当“的”来用的，但前一个“个”前后一连组成了三字词语“有个字”，其含意难道不成了“有一个字”的意思吗？这样，同一个词语出现异义，出现双解，自然就给读者带去麻烦，造成误读。
搿，钱先生是当“这”来使用的，但问一下上海人，在读此文时有几人知道此字的读音、此字的含意？此字我在我的新华字典里没查到，在新华大字典里才查到，读音是ge，二声，释意是：1、用力抱紧；2、结交。上海话里有搿牢（但写成“夹牢”更好）、搿朋友（理当用“轧朋友”）之词语，正是字典里的释意，但倘若无根据地再去引伸组成“搿点”、“搿句”、“搿个”等词语，当作“这点”、“这句”、“这个”来使用，那显然就不恰当了，没几个上海人看得懂。这么一个上海人都看不懂的冷门字，即便发明确定它为上海话书面用字，那又有什么意义？不知道这字读音的上海人自然无法得知这些词组的意思，而不懂上海话的人看了这个字的形，又怎会想到“搿个”就是“这个”？
辣、辣辣，更是有点好笑。钱先生是根据前辈使用了这个字而省心思地沿袭使用了，可为什么不考证审定一下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合适？表达“在”的意思，“勒拉”远比“辣”、“辣辣”更容易看明白，而且读音也更准确，无论形或声，都明显占优嘛。
另外，像那个“侪”，倒是几本字典里都有，读音是chai，二声，释意大多相同：1、同辈；2、同类人。惟有汉语大词典里多一种释意：（方言）全、都，并引用了冯梦龙小说中句子，“轿夫个个侪做子朋友”。不过，我还是觉得此字用普通话里的“全”字就可。记得向阳院阿姨们读到“他的病全好了”这样句子时，“全”的发音肯定是zai，她要么念成“伊格毛病zai好了”，要么念成“伊格毛病全部好了”。上海人这点变通本事很大，不就是意译嘛，不用教就会。
再来看钱先生在文中所举的五个例字。因其中一个左边提手旁右边一个肉字的字，我在身边几本字典里都查找不到，连《新民晚报》自己的电子版上都空缺了这个字，那我就说另外四个字吧。
隑（靠），新华字典没有，新华大字典里有，读gai，四声，释意是1、斜靠；2、依靠、依仗。按字典释意此字似乎适用，可有谁看到这个字会想到这就是上海话“勿要gei了伊身浪厢”的那个gei字？
渳（小口喝），此字只在汉语大词典里才有，读mi，三声，释意只一种：洗尸身。这跟“小口喝”的含义远开八只脚，风马牛不相及。这么一个上海口语中的常用字，用“咪”字指代即可，有口之形又有米之声，形声都恰当，谁都能看明白。或者退一步，就用“抿”字也行，何必去从故纸堆里翻找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字来认定这就是我们口语中经常说的那个字？这算是显示自己的研究精神呢还是显示知识渊博？亦或更彰显了上海话权威者的威权？
恘（坏），新华字典、新华大字典、古今汉语字典、当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里都没查到，但电脑里倒有，读qiu，估计是一声。这个字既然这么些字典词典里都查不到，想必认识它的人就更少了。
殟塞（郁闷），“殟”字在汉语大词典里总算查到了，读wen，一声，释意是突然昏迷不醒。表示郁闷的词，明明可用“挖塞”嘛，简单而恰切，形、声上都通得过，为什么偏要用谁也不认识的这个“殟”字？看见这个字？上海人肯定不会想到这就是我们口语中常说的“挖塞”。
钱先生文章中还举例说到了“里向”、“浪向”，显然这个“向”字还是用“厢”字为好，如“屋里厢”、“勿要坐了地浪厢”、“勒拉最上头一只抽屉里厢”等等，我想就是不懂上海话的人一看也能猜出其意思吧。
很显然，钱先生考证上海话用字是费了大力气的，尽是到《广韵》、《集韵》、《玉篇》这些古了又古的韵书里去为年轻的口语性的上海话寻找书面文字依据，却像是有点吃力不讨好了，枉费了一番力气。
还有，上海人从来只讲“上海闲话”，而不是“上海话”，“上海话”的提法本身就来自普通话。对于其他省市的方言，也同样如此，上海人必定会在“XX话”中间加上一个“闲”字，比如福建闲话、广东闲话。所以《新民晚报》的栏目叫“上海闲话”而不是“上海话”，所以东方网论坛也有个“上海闲话”专版。钱先生显然没搞明白这浅显的基本常识，他在用上海话写文时每每提到上海话却不写“上海闲话”，并且他还在文中用了“闽语”、“粤语”这类只有普通话里才有的词语。上海人不都是说“福建闲话”、“广东闲话”的吗？
钱先生在这篇貌似用上海话写的文章中，既用了“阿拉”，又用了“我们”，既以“个”来表达“的、地”之意，却还是有两处疏漏了，用了“的”，虽一再强调“辣、辣辣”即是上海话“在”的意思，可在写下很多“辣、辣辣”之后，还是又写了一次“在”。另外，文中有一句“搿部词典当中勿能列出的、写成空方块个字”，根据前后意思，句中的“勿能”显然用错了，应该用“呒没”才对。自己用字都不统一不规范，用字混乱，思路糊涂，还想示范于他人？还想论证“上海话文字写法要勿要确定标准个写法”？文中还有些词：度死、埃面、派派，实在让人费解，我都不知道这些词在上海话里是指的哪个词语？是什么意思？有谁知道？
一个中文系教授（曾是系主任），又是上海方言的顶级专家，并还挂有语言学会、语文学会等等的高级头衔，作文却如此不严谨，写出纰漏如此多、如此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上海话文章，真是丢人！也许他太不在意了吧？如此短文或许连多校对一遍都不愿意吧？
看完钱文，他题目中提出的“要勿要”问题几乎没论证多少，倒是在介绍自己考证研究上海话书面文字的经历和对一些具体文字的举例说明，也包括了对《上海话大词典》的推介。我是有《上海话大词典》的，不过仅翻过三四次，实在不敢恭维，每看几行，就有疑点或错误出现，自然就看不下去了。在我眼里，一本字典词典，倘若做不到百分之99的准确率正确率，是不配号称字典词典的。
毋庸置疑，钱先生为上海方言的研究和推广做了很多工作，但假如一味墨守成规，只知道去故纸堆里寻找依据，翻找一些早已被弃用了的现代人谁也没学过的冷僻字、死文字，来充作上海话书面文字，那写出来谁看得懂？岂不是误人子弟？上海话本来就是鲜活生动的以口语为主要特性的语言，理当以简单浅显的文字来记述才好。况且它始终在不断变化着，变化更新速度极快，那又何必马后炮般脱离群众生活基础去给它认定些个似是而非、无法在民间口头流传的僵死文字？那样的研究和确认，实际上就是活生生地把上海话引入死胡同。
看完钱文，不免产生一疑问，即究竟该如何确定上海话的标准写法？也就是以什么标准来确定上海话的标准写法？是以适应上海话口语特性用浅显简单生动的文字来表记呢，还是到故纸堆里去寻找谁也不认识的僵死文字来表记？至于“要勿要”，那根本不是问题，假如确定得好，谁也不会说“勿要”。但假如如钱先生文章中示范的那样，那还不如让上海话依旧维持现在实际上的双轨制，即上海人在口语上继续说上海话，写文时则写普通话。这么多年来，那么多不识字的上海家庭妇女不是照样在上海生活得很自在？上海话不照样在口口相传中精彩地向前发展着、快速更新着、与时俱进着、并不断给普通话大家庭提供诸如“淘浆糊”、“跌停板”等得到万众乐于接受的新鲜词语吗？
如果写出来的上海话都成了以普通话文字为绝对基础再加几个从故纸堆里翻找出来的现在字典里都不收的冷僻了再冷僻的死文字（钱先生此文即如此），那就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以口语为基本特点的上海话了，那只不过是借用上海话发音来朗读普通话文字而已，就像七十年代老阿姨读报。本来该是用文字来记述口语性的上海话，现在倒成了新辟一套与口语关联性不紧密的书面上海话，并还想再以它来影响口语，主次颠倒了嘛。
文字，本来就是为了表达意思，必须说得清，听得明，看得懂，否则要文字干什么？（201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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